2018年金融学院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尖经济金融类期刊发表论文，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顾弦副教授和英国帝国理工大学Franklin Allen教授, 意大利中央银行Laura Bartiloro教授, 法国高等商学院Oskar Kowalewski教授合作，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第114卷2018年第9期发表论文“Does economic structure determine financial structure?”。该文研究了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检验了经济结构是否可以预测金融结构的变化。该文首先基于历史长周期的证据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然后通过108个国家和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关系。如果一国经济结构以制造业等资产集中的行业为主导，那么企业更容易进行银行贷款融资；相反，如果经济体以知识或者无形资产集中的行业为主导，那么企业更容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为了验证经济结构影响金融结构的因果关系，该文通过印度、芬兰和瑞典、韩国经济结构的外生冲击，包括印度1991年向IMF申请救助及其后的一系列工业政策改革、苏联解体对芬兰和瑞典经济的冲击、以及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系列结构政策变化，检验了其金融结构相应的变化，进一步论证了实体经济行业变化将导致金融结构和资本市场的相应变化。该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一国的实体经济结构维持以抵押资产集中的行业为主导，那么相比于银行部门，资本市场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对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是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顶尖期刊，目前Elsevier五年影响影子为3.326。

游五岳与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Gap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50-90”，在《World Development》第106卷，2018年第6期发表。该文通过将县志数据电子化、系统整理出中国1950年以来县一级的党员结构、人口的教育结构以及其他历史信息，发现女性的政治参与对于缩小教育的性别差距有着长远而重要的作用，且这一影响更有可能是通过改变父母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对女儿受教育水平的期许，从而增加对女儿的教育投资而发生的。为了建立女性政治参与和教育性别差距之间可靠的因果关系，该文还选取了各县的解放时间作为女性政治参与，即女性党员占比的工具变量。该文是利用量化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史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对女性在长达半世纪内的政治角色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福利效应提供了细致的估算与评价。World Development是关注世界各国贫困、失业等发展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期刊，目前五年影响因子为3.940。

姜富伟副教授与中国工商银行齐欣林、湖南大学唐国豪合作的论文“Q理论，错误定价和盈利溢价：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在《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第87卷2017年第2期。该文采用各种实证方法发现，在中国，盈利能力较高的公司产生的未来股票收益率远高于盈利能力较低的公司。盈利能力对预期收益的正面影响在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和风险后依然稳健。该文发现，低投资摩擦的公司的盈利溢价较强，这与基于投资的Q理论资产定价模型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套利限制较高的公司的溢价并不高，这与行为错误定价的解释相矛盾。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是银行研究领域的顶尖期刊，目前五年影响影子为2.848。

顾弦副教授与其合作者Padma Kadiyala(Pace University)和Xin Wu Mahaney-Walter(Cornerstone Research)合作的论文”How Creditor Rights Affect the Issuance of Public Debt: The Role of Credit Ratings”在《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第39卷，2018年12月发表。现有的经济学框架对债务融资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个是权利渠道（Townsend, 1979; Aghion and Bolton, 1992），一个是信息渠道(Jaffee and Russel, 1976; Stiglitz and Weiss, 1981)。该文研究了债权人权利如何通过信息渠道（信用评级）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通过51个国家的公司层面数据，该发现，1989到2013年之间，债权人保护权利越强的国家，公司的信用评级往往越高，对这些公司而言，相比于股权融资而言，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发债融资。信用评级降低了发债的代理人成本，因此，债权人权利与更高的信用评级也提高了公司的资本性支出，缓解了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异质性效果显示这种效应对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小的国家更加显著。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该文利用了加拿大、芬兰、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印度、瑞典和俄罗斯七个国家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变化作为外生冲击，并使用了双重查分的方法识别了债权人权利保护通过信息渠道对债务发行的影响。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是关注金融稳定等问题的顶尖期刊，目前五年影响影子为2.517。

张学勇教授、陈锐副教授和北京大学高震男博士、昆士兰大学朱敏副教授合作的论文“Mutual Fund Managers’ Prior Working Experience and Their Investment Skills”发表于《Financial Management》47卷2018年第1期，该文主要研究基金经理的前任工作经历对其投资能力的影响，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共同基金中偏股型和混合型基金的数据，将基金经理的前任工作经历主要划分为两类：宏观分析师和行业分析师。该文发现，那些具有宏观分析师工作经历的基金经理具有显著的择时能力，而行业分析师在整体上具有更显著的择股能力。Financial Management是财务管理领域的顶尖期刊，目前五年影响影子为1.811。

苏治、尹力博合作的论文“Oil prices and news-based uncertainty：Novel evidence”发表在《Energy Economics》72卷2018年第5期。该文采用新闻隐含波动率作为主要变量测度基于新闻的不确定性，分析了全球油价冲击和基于新闻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文假定新闻机制与基本面无关，发现油价领先于不确定性，尤其是长期更为显著。从油价的冲击类型来看，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在长期内对不确定性具有领先作用，特定需求冲击对新闻不确定性冲击的波动较为敏感。而且，油价和不确定性的协同性随时间发生变化。Energy Economics主要关注能源经济问题的顶尖期刊，目前五年影响因子为4.963。

王辉教授与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潘家柱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A scalar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Structure and estimation”，在AAA类期刊《中国科学：数学》英文版2018年第10期发表。该文提出了一类SDCC模型，该模型具有时变性，以及参数节约的性质，利用代数几何和马尔科夫链的工具，给出了该模型存在有限二阶矩严平稳遍历解的充分条件，并且该条件很容易验证，同时在正则性条件下，得到了该模型参数伪最大似然估计的相合性以及渐近正态性。模拟结果表明，该估计的小样本性质良好。最后我们给出了一个实际例子，应用SDCC模型进行FSTE100指数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结算，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统计意义上，还是从套期保值的效率上，SDCC模型都是最优的。《中国科学: 数学》主要关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统计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目前影响因子为0.956，跻身国际同领域期刊排名的Q1区。

尹力博在《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8年第47卷发表论文“Oil and the short-term predictability of stock return volatility”。金融波动性是风险管理、投资组合配置和资产定价中的一个重要输入，也能够成功地预测商业周期，为即将到来的衰退提供早期信号。虽然一些变量如国债利差和违约收益，理论上可以影响股票波动性，但很难找到一个单独的变量，可以预测股票波动性。具体来说，在基准自回归模型中加入任何宏观变量都不能显著改善样本外预测性能。本文的目的，是从样本内和样本外两个角度，证明原油波动对股票短期波动具有预测性。所揭示的可预测性也具有经济意义，这一点可以通过检验基于石油预测的股票波动性构建的投资组合的表现来证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石油波动性提供的信息与传统的宏观变量不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简单的线性回归可以很好地捕捉石油和股票波动之间的预测关系。石油波动性还可以预测近期大量行业投资组合的回报波动性。这一预测性，可以通过三种渠道进行解释：一是石油和股票的信息传递，二是风险溢价，三是商品金融化。我们的研究通过提供一个新的股票波动的决定因素，补充了对波动性建模和预测的研究，并且有助于理解股票波动变化的经济来源。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为实证金融方面的高质量国际期刊，五年影响因子为1.306。

尹力博在《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第38卷2018年第10期发表论文“Does news uncertainty matter for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Heterogeneity in energy and non-energy sectors”，分析了新闻隐含波动率（NVIX）及其两个子成分对商品期货长期波动性的影响。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再次受到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关注。因此，探索推动这一市场的潜在因素非常重要，在政策设计时也必须加以考虑。了解整个经济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探讨了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新闻隐含波动率（NVIX）及其两个子成分（股市新闻SMI、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新闻FII）——对商品期货长期波动性的影响。我们运用GARCH-MIDAS模型来研究新闻不确定性与商品期货波动性之间的长期关系。大多数GARCH模型不能将高频和低频数据合并在一个函数中，而GARCH-MIDAS模型开发了一种新的混合数据抽样（MIDAS）方法，将日度商品期货收益与月度NVIX相关联，并将商品期货收益的条件方差分解为短期和长期部分。短期波动率分量遵循标准均值回归GARCH过程，长期波动率分量采用较低频率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度量，并采用MIDAS回归进行加权。我们的实证结果清楚地表明，NVIX在能源和非能源领域表现出异质性。NVIX对非能源期货的波动性具有积极的影响。相比之下，能源期货的波动性不能由NVIX触发。进一步研究表明，SMI显著影响能源和非能源期货，而FII只影响非能源期货。我们的研究首次研究了通过媒体渠道获得的新闻不确定性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同时强调了股票相关新闻的关键地位，另外，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更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商品价格决定因素的理解。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是期货领域的顶尖期刊，目前影响因子为1.339。

尹力博在《Quantitative Finance》发表论文“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cy futures basis for spot returns”，该文研究了期货基差直接预测货币现货收益的能力。远期汇率是未来即期汇率的无偏预测因子这一理论命题，在大量的实证分析中被否定。许多研究者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至今仍未解决。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讨论这种异常情况，而开始寻找更好的模型来确定汇率。因此，本文研究了期货基差直接预测货币现货收益的能力，并与一个月远期基差的预测性能进行了比较。由于货币期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对其进行的研究很有限。而事实是，货币期货市场正高速发展，而且货币期货市场的作用远比其相对规模所显示的重要。具体来说，我们考虑了前一个月和邻近月份连续期货合约的结算价格，发现期货基差在样本和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上具有统计和经济意义，明显超过了著名的远期基差的预测性。实证结果表明，现货收益率与前一个月的期货基差和近一个月的期货基差均呈负相关。此外，期货基差揭示了投资者在投资组合收益方面的巨大经济价值。期货基差和远期基差预测能力的差异可以用风险溢价的时变水平来解释。最后，我们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期货基差对现货收益的影响随时间而变化，并经历了实质性的结构性变化。Quantitative Finance是数量金融领域的高质量国际期刊，目前影响因子为1.170。

郭豫媚、周璇合作撰写的“央行沟通、适应性学习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发表在AA类期刊《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该文基于沟通已成为发达国家央行引导市场预期的主要方式，分析央行究竟是否应该进行沟通，央行沟通是否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适应性学习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央行公共信息和公众私人信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央行沟通影响公众学习和预期的传导机制。这不仅弥补了已有文献中对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刻画的不足，而且从适应性学习角度为解释央行沟通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一条新机制。研究发现，由于信息噪声和学习偏差的存在，公众预期会偏离理性预期。此时，央行通过提供准确度较高的公共信息不仅能够降低公众可获得信息的噪声，而且能够促进公众的学习过程，降低公众预期偏差。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央行沟通能够加快适应性学习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的速度，降低福利损失，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央行沟通存在边界。当央行的公共信息不如私人信息准确时，央行沟通反而会增加福利损失。因此，对于目前仍不够重视沟通的中国央行而言，应在提高信息准确度的基础上重视并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彭俞超、倪晓然和沈吉合作的论文“企业“脱实向虚”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发表在AA类期刊《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论文针对近年来经济中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从企业金融投资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脱实向虚"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市场、公司和经理人的三期博弈模型，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隐藏负面信息而持有金融资产会提升企业股价崩盘的概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平均而言,企业金融投资每增加1个标准差,未来一期的股价崩盘风险约增加5.5%个标准差。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投资水平越高的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高。金融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经营风险更高、内部人受监督程度更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发现揭示出了经济"脱实向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条路径。

王忏与石峰、龚六堂合作的论文“汇率传递异质性、中间品贸易与中国货币政策”发表在AA类期刊《世界经济》2018年第7期。论文分析了中间品贸易对于汇率传递异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国是中间品和消费品的重要进口国,且汇率对二者国内价格的传递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分析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和中间品贸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基准模型中,中间品作为投入要素生产消费品,进口中间品传递程度影响本国中间品产出和消费品价格,进口消费品传递程度影响本国消费品产出和中间品价格。由于本国消费品价格黏性较高,消费品价格波动成为决定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中间品汇率传递程度对政策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敏感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的福利依赖于进口中间品与消费品的相对汇率传递程度。当进口中间品传递程度低于消费品时,中央银行应钉住本国消费品价格;反之,则应稳定中间品价格。

王雅琦和卢冰合作的论文“汇率变动、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发表在AA类期刊《世界经济》2018年第7期。论文基于2000-2007年匹配的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探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处于不同融资约束状况下企业的异质反应。结果表明,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本币升值)显著促进了出口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且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轻,这种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竞争渠道和中间品进口渠道为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促进出口企业研发的两个可能渠道。本文在微观层面上证明了融资约束在出口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及改善出口企业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依据。

彭俞超、黄志刚合作撰写的论文“经济‘脱实向虚’的成因与治理：理解十九大金融体制改革”发表在AA类期刊《世界经济》2018年第9期上，并被选为学习十九大专题文章、刊首文。该文以金融体制为出发点，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融资约束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模型中银行差别性对待风险异质性企业，在企业缺少直接融资方式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企业金融化和影子银行的形成。经营风险更小的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进而将多余的资金投向影子银行体系，造成企业金融化。这一影响在国有银行占比较低的地区更严重。基于此，该文提出了一个系统的金融体制改革框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的双重改进。

王雅琦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洪圣杰合作撰写的论文“出口产品质量与中间品供给”发表在AA类期刊《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我国外贸总额于2014年一举超过美国，现在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不是也是一个贸易强国呢？本文将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即从出口产品质量，特别是从中间品供给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来审视我国对外贸易。本文的分析结果将表明，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还算不上贸易强国，出口产品质量波动性较大，并且受到进口中间品的严重制约，一旦中间品供给出现问题，出口产品质量将明显下滑。2018年春夏之际，美国政府对我国企业中兴通讯公司实施中间品进口限制，就暴露出这个软肋。论文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品进口下降带来的负面冲击。论文还发现,这一负面冲击对国内各个行业的不良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国内上游产能可以迅速提升的行业,所受影响较小。通过产品层面的动态分析。此外，,中间品进口的下降,还会通过高质量产品的进入减少、退出增加,而影响到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这一研究丰富了有关文献,而且,在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欲对我国实施高科技中间品出口限制的背景下,在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进程中,这一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价值。

尹力博、杨清元和韩立岩合作撰写的论文“技术指标能够预测商品期货价格吗?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在AA类期刊《管理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论文基于移动价格平均、动量和移动交易量平均三类技术指标,研究了其对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预测效果,并以基于宏观变量的预测为基准比较分析了其预测能力.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技术指标能够在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中有效预测我国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其预测效果显著超过已有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宏观经济指标.第二,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和数据频率,技术指标预测效果表现稳健.第三,从资产配置角度出发,基于技术指标的预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能够显著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获得超额收益。相关结果能够为大宗商品投资及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和策略支持。

黄志刚、黄昌利合作撰写的“开放经济下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ARDL边限检验法的证据”发表于AA类期刊《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论文基于具有微观基础的开放经济理论，并考虑我国金融账户管制等特征，构建了开放经济的货币需求函数(MDF)。理论分析发现，MDF决定因素中不仅包括国内因素，还包括汇率、外国利率、外国通胀率等开放经济因素。采用前沿的ARDL边限检验法，经验分析发现MDF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上，持续的汇率升值(及预期)将降低货币需求，存在"资产组合调整效应"，在短期上，汇率升值(及预期)将增加货币需求，存在"预期效应"；引入了滚动ARDL边限法检验MDF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