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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遂，男，1945年生，贵州省贵阳市人，我国知名的金融史学家。1962年，他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后, 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宁支行工作了十年，1978-79年在青海财贸学校任教。1979年回中央财经大学一直任教直至退休。在1996年-2003年期间曾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他撰写的著作有：主编《货币银行学》（199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专著《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  

姚遂教授四十余年专注于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金融史》《中国金融思想史》等著作。这两本著作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是他的呕心沥血、厚积薄发之作，目前已成为两个领域最受欢迎、最受认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年逾古稀，仍然担负着博士生的教学工作，培育出了大量金融史学人才。  

姚遂教授是我国金融史学的探索者。他曾说，他之所以选择“史”的研究，是因为历史是最能增强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他进行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史研究的初心之一，就是想要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确立中国金融思想在世界金融思想史中的一席之地。他的两本力著《中国金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对中国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中国金融思想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两本耗费了他一生心血的书，却成为这个领域承前启后的血脉之作。其中《中国金融思想史》在2015年获得“金羊奖”。  

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姚遂教授提出“国本主义”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的出发点、归宿点，制定政策的立足点。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国家从政权的需要出发，形成法制政策和统治思想，官办工商业异常发达，官办金融业亦超常发展。而姚老师认为，希腊雅典文化和金融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经济、乃至金融思想的历史溯源，从一开始就是奴隶主的家庭经济学。因此，西方经济思想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以私人经济为主体，而不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它们以家政为核心，而不是以国富为核心。就此而论，中西经济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起点不同之异。  

而对于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姚遂教授有两个主要的研究兴趣。一个是管子的经济思想研究。他认为，管子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理财思想的先驱与典范，有着深刻和丰富的哲学内涵，《管子》中国家治理的轻重之术更是宏观调控理论的先驱。他对中国金融思想史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则在近代。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冲突、融合的关键时间点上，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对中国金融思想的研究则更关注其应用性、实务性、务实性。他认为，民国金融思想以陈光甫、马寅初、章乃器、李达四大家为代表，他们的著述与实践体现了那一代人身上最突出的创新观念、超前意识和时代精神。这四个人亦是他极为推崇的近代金融思想家和实干家。  

姚遂教授是一个严谨治身、情操高尚的学者和老师。他曾说，做学问也要有做学问的心气儿，做学者也好，做老师也好，也要有“立德、立言、立行”的担当，不能只为了讨人欢心。学者骨子里要有傲气，不跟风，不附和，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作为老师，更要有师道的尊严。不在课堂上跟学生“侃”，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底线。在人格上，老师更要约束自己的言行，总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学生。因为，就像他所说，“培养下一代，意义重大”。而他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四五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真正融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做出长时间的准备，作为老师，责任重大。

年逾古稀，姚遂教授仍坚持主讲博士生的课程，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学院有年轻人向他请教，他也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把自己所知所学双手捧出。他说，如果自己的人生有准则的话，那么一条是严格的自律，另一条是顺其自然。他说，他一生并不顺遂，唯靠着这两条傍身，倒也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