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院彭俞超副教授、鄢莉莉副教授和方意副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保经济增长下限与非线性财政政策——基于偶然约束模型的分析”近期发表见刊于《经济学（季刊）》第19辑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发展，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周期性变化，多次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艰难的政策选择。在非常规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下限而推出的以财政支出为主的强刺激政策，文章称之为非常规财政政策。与此相反，当经济增长率在目标区间内波动时（即处于常规时期时），政府实施的温和的、有规则的逆周期财政政策，文章称之为常规财政政策。非常规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对宏观经济其他方面有怎样的影响？是文章要回答的问题。

文章借助偶然约束模型刻画了以保经济增长下限为目标的非常规财政政策，并分析了该政策的传导机制、政策效果和政策外部性。研究发现，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实现保增长，但挤出了私人部门投资，并导致需求结构中消费的占比下降、产业结构中工业的占比上升。比较两次政策效果，1998年的非常规财政政策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稳定和经济效率；2009年的非常规财政政策虽促进了经济稳定却大幅抑制了经济效率，进而恶化了社会总福利。一个合理解释是，政府投资的边际正外部性不断下降，工业的边际负外部性不断上升。政策前沿曲线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制度红利减少、人口红利消退、资源约束趋紧、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条件下，“主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组合更能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

与现有研究相比，文章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利用非线性DSGE模型刻画了保经济下限的非常规财政政策，有助于学术界利用宏观理论模型对非常规财政政策的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第二，对我国1998年和2009年两次非常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判和比较，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三，在进行政策评判时，引入了经济效率目标，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在经济稳定和经济效率的二维目标下，利用较为先进的政策前沿曲线方法，探索了最优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组合，并发现了最优财政政策组合因政府投资和工业的边际外部性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