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经济在超预期反弹后开始有放缓迹象，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面临威胁。危机期间推出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增加了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美日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霾不散，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急剧膨胀，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资本急剧流入和经济过热，刺激政策退出步伐分化等等问题，都已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改革，但各国实施的政策措施大都停留在短期经济增长层面，结构调整的国内政策选择和国际制度构建仍然步履维艰。
    为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共同探索对策措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编辑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日本庆应大学环球卓越研究中心的协助和支持下，于2010年12月13-14日举办第四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复苏、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具体议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和政策协调”、“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监管新趋势”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世界银行以及国内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的学者、新闻媒体共200余人，围绕上述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驻京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Louis Kuijs先生考察了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他认为世界各国已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但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存在很大的差异，高收入国家会有一定的增长但不会太快，发展中国家会有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会非常强劲。在亚洲内部不用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非常好，比较小的经济体更多的依赖外贸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如泰国、韩国、台湾地区。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Bhanupong Nidhiprabha教授探讨了泰国经济复苏中出口恢复的有关问题，他认为泰国经济的复苏不是财政刺激计划的结果而是出口复苏的结果，而出口的恢复取决与中国和印度的增长。他指出，泰国股市的泡沫是在房地产价格泡沫出现之前出现的，股市是先行指标，如果股市上没有泡沫，房地产也是没有泡沫的。因此，泰国央行开始提高利率，但是泰国现在的主要利率是2%，实际上2%是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为负，利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王家骁教授对比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波及地区，前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区在亚洲，后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区在亚洲以外，但在两次危机中中国均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他指出，依赖增加投资和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不是特别有效，增加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将会更加有效。王家骁教授认为亚洲经济体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主要是通过内部贸易量的增加和资本流动增加造成的，其中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融合非常成功。他还认为中国需要继续刺激国内需求，实行贸易自由化，并尽最大努力恢复多哈回合谈判。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指出，次贷危机给全球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在转移，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在上升。由于存在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是幸运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使整体处于破产边缘的证券行业和银行业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而且中国对外资外贸的依赖程度被外界和中国人自己严重的高估了。同时，他认为中国的短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长期增长方面面临一些问题，中国不得不在未来十年大幅度的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从短期来看，2010年的增长大约在10%，CPI大约3.3%，2011年增长至少在9.3-9.5%， CPI大约在4%左右或者略低于4%。在未来中长期时间，中国有能力使得经常账户盈余大概不超过GDP的3%，甚至更低。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提出，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得益于各国的经济刺激和金融救助方案，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逐渐消退，但是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面临不确定性。2010年第2季度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经济发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除，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高不下。同时，一些国家仍然处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全球经济失衡有可能重新加剧。

    二、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的经济后果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分析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种是如果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的货币主要在美国国内消化，那么有可能会复制2002-2007年的资产泡沫，形成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当前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2002年非常相似（当时通胀压力小，甚至有通货紧缩压力）。由于居民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产能过剩使企业的投资意向非常弱，银行体系堆积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这些资金暂时没有进入资产市场。而一旦QE2产生预期的效果，即通过压低长期利率而催生资产泡沫，那么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将很快去追逐各种资产，从而势必加剧泡沫和通货膨胀。
    另一种可能性是，QE2引起货币增加部分没有在美国国内被消化。由于国债收益率或长期利率下降，美国的投资者大量增加对海外的投资，特别是投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其结果是催生这些地区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这个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实际上已经出现，预计将还将继续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情况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不能有效地做出正确应对，几年后这些国家将迎来一场与1994年、1997年类似的货币危机。
    无论哪种可能性发生，美元都会呈现长期的贬值趋势。如果可能性1发生，那么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发生将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相应地，全球经济失衡将重新加剧，美元将贬值。如果可能性2发生，由于资本外流，美元的贬值也难以避免。QE2实际上也给美元的未来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为了扩大就业，没有节制的宽松货币政策很可能使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影响。
    美联储滥用货币政策，对中国影响几何？张礼卿教授认为有四个方面：第一，资本流入将会增加，其中不乏热钱；第二，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如日元、英镑、欧元等）贬值，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重大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将显著扩大，失衡和储备积累进一步上升，由此通胀压力将会加剧。第三，货币政策出现两难选择，升息将引起资本流入增加，不升通胀将发展。第四，如果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面临巨大损失。面对这种不利影响，中国应该采用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应该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人民币适度升值、资本流入管制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第二，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纠正外部失衡。第三，利用G20峰会等国际经济政策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参与并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三、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监管新趋势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吴晓灵女士就如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她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第二个层次是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第三个层次是产业的结构、产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各行业之间关系的调整。吴晓灵主要探讨了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引导下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财务约束是结构调整的动力。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通过调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政府应致力于消除价格的扭曲，加快修订环保和产业技术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财税政策。在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的时候，并购是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应该在现有的基础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并购、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在中国目前的并购市场，资产重组、整体上市为目的的关联交易多于产业整合、财务投资为目的的市场化并购，多元并购主体逐渐形成，但国企仍占很大比重。为完善并购市场，提高并购效益，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国企经营机制，建立升降板制度，减少并购中的价格操纵；二是发展多种融资手段，促进并购发展，包括贷款、债券和股权基金。
    在谈到价格体系的改革时，吴晓灵女士指出30年前的价格改革主要是消费资料价格的改革，30年之后主要是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劳动力、技术、能源、原材料，也包括资金，即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只有很少地方没有市场化，主要是中央银行通过规定客户利率控制了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中国中央银行控制存贷款利差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市场的主体，保持商业银行利差有助于消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当中产生的巨额的财政包袱，这是转轨过程当中不得已的做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发布了《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这两个文件被业界称为“巴塞尔III”。巴塞尔III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高资本质量，建立资本缓冲，引入杠杆率。银行业的普通股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将分别由目前的2%、4%、8%调整为4.5%、6%、8%。在信贷过快增长的时期，银行需要建立占风险加权资产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中的资本应由普通股或其他具有充分吸收损失能力的资本构成。第二，建立两大国际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压力情境下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与超过30天的时间期限内净流出现金的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应大于等于100%，净稳定资金比率（压力情境下一年内可用的稳定资金与需要的稳定资金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应大于100%。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巡视员李德先生讨论了巴塞尔III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中国银行业补充资本的压力不大。第一，巴塞尔III的改革重点是提高普通股比率（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加上资本防护缓冲为7%）。中国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虽然较快，但因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资本补充机制，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实现境内外股票市场上市，中国银行业总体资本充足率较高，完全满足巴塞尔III关于最低一级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防护缓冲资金的最终要求。而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通股股权/风险加权资产平均水平在7.49%。截至2009年12月份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239家，比年初增加3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00%。第二，中国银行业信贷扩张冲动较强,需要建立足够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问题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上升期较长，而回落期较短，银行信贷增长速度较快。根据新资本协议，未来中国银行业可能在多数时间都需要建立额外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第三，中国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监测框架。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的期限不匹配问题很突出，但政府对银行业的隐性担保支撑着公众对中国银行业的信心。从长期看，监管部门应建立符合国际统一标准的流动性风险监测监管框架。
    李德先生还探讨了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整及中国的对策。自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券融资萎缩，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衍生产品市场处于恢复中。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改革的趋势包括：一是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二构建宏观审慎政策和制度框架；三解决“大而不能倒”机构和跨境处置问题；四是完善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五是分担金融改革成本；六是强化会计准则，加强对冲基金监管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李德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有两个方面：第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银行贷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占绝对比重，防范危机须强化对银行的微观审慎监管。第二，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难以及时、充分地监测系统性风险并立即采取行动。因此，需搭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发挥中央银行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条法司处长张晓朴研究员回顾了国际监管新标准产生的背景，指出本次监管改革面临诸多挑战，涉及流动性监管的指标、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薪酬政策以及系统性风险的衡量。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包括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推进宏观审慎监管；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质量同样重要；重视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不断动态寻求界定最优的监管边界。
    日本庆应大学Naoyuki Yoshino教授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国的实际制定符合自己国家的资本金要求，以稳定银行贷款，防止泡沫的出现。同时，他建议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根据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收入决定利率。最后，他建议通过信用担保机构收集中小企业的信息，为银行的贷款提供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研究员指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有四个最突出特点：第一，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事前预警和事后的控制能力不足，所以这次危机才出现失控的情况。第二，美欧等国经济体金融监管机构的交叉、重叠和监管真空同时并存。第三，危机发生时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金融利益保护不够。第四，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存在太大差距。这四个特点基本上给本次全球金融监管产生新趋势提供了体制背景。他认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时间上错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美欧日都是金融体系过度发达，特别是银行业业务过度扩张，而中国的衍生产品发展则相当滞后。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要处理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在国际金融监管趋于增强的情况下，保护本国金融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发挥巨大的潜能，让中国金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提出，金融部门的过渡自由化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取消证券公司佣金下限限制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大大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同业竞争，也鼓励了金融工具的创新，然而这些竞争在提高金融部门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机构产生了过渡冒险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些竞争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超出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因而是一种过度竞争。因此，在关注全球经济复苏这样一个短期经济稳定问题的同时，必须同时关注金融市场结构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这样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研究和解决长期问题将会有助于解决短期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主任李健教授探讨了金融监管和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金融监管应当适应金融结构的变化而调整，金融的发展需要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提议建立市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市场约束机制。她指出，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推动金融发展制度演进的推动力量，也是带来副作用的源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越来越严，但过度严厉会抑制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Barry Eichengreen教授认为，美国近期推出的九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事实上已经弱化了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快于预期，美联储也将进行债券收购，因此不用担心货币战的问题，世界面临的将是强势美元。但是如果美国持续经常账户赤字，强势美元将不可持续，中国仍然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美元资产的损失问题。Barry Eichengreen教授进一步指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他预测人民币最早在十年之后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而且人民币需要成为国际货币，因为中国需要深化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而且美元也是用十年时间成为国际货币的，此外还因为特别提款权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他认为由人民币、欧元、美元所组成的多种国际货币体系将是稳定的，因为未来中央银行储备的管理者会有多种货币组合，而不只是单一货币，中央银行会是稳定化的投资者。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的管涛和陈志平博士对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在量化宽松政策下的外溢效应和漏损效应进行了透彻分析。他们指出，建立在信用发行基础上的美元本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较强的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公平性和非稳定性，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对外经济失衡调整中的责任缺失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在危机调整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用国内政策溢出效应转嫁危机调整的负担，流动性泛滥埋下了贬值和通胀的隐患。一次量化宽松是救市止血，对于制止市场恐慌，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二次量化宽松背景之一是为了防止通货紧缩，但量化宽松对于治理通货紧缩是否有效本身存疑。本次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而非流动性问题，赤字经济体的储蓄正常化对于需求将产生深远影响，货币刺激的作用有限。美国经济仍陷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二次量化宽松治标不治本反有可能加剧国际金融风险隐患。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跨境资金异动的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系是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重要目标，浮动恐惧加剧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与日本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有关，现在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替代日元成为套利交易的目标货币。
    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管涛和陈志平博士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鼓励储备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二是督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依托G20平台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引导全球危机处理注重结构调整而非政策刺激；四是新兴市场应通过实施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和增强汇率弹性，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五是新兴市场应通过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引导储蓄更好转化为投资，增加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增强抗外部风险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可以避免漏损效应，同时建议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注重选取更加安全而且收益更高的主权债进行外汇储备的投资。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晓教授探讨了东亚货币合作所面临的挫折，包括CMI机制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汇率协调与合作未能产生突破性进展、以及主要国家合作战略上所出现的重大分歧。东亚货币合作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东亚国家最终产品市场依然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东亚经济体内部资金循环水平依然很低，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哲学上不具备推进货币合作走向深入的前提条件。李晓教授认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元体制是可以持续的。由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整体上不具备深入推进的前提，未来东亚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地区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所谓的汇率安排，这对东亚地区未来发展前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前中央银行副行长、印尼大学Anwar Nasution教授针对货币战争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对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印尼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同时也受害于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第一，侵害了经济的外部竞争力；第二，降低了经济的效率；第三，造成了区域差异。Anwar Nasution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原因，如市场干预的需要、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对外汇储备结构调整进行了技术性的研究，指出减少过度依赖美元的两个途径，包括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他认为如果中国希望保持财富的价值，而且不关注短期流动性，亚洲很多国家的债券能够形成对美元资产很好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