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黄志刚教授与我院博士生陈川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系潘冬阳助理教授、伦敦大学学院Raimund Bleischwitz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Engaging central banks in climate change? The mix of monetary and climate policy》在国际期刊 《Energy Economics》发表（第103期，2021年）。

随着全球“碳中和”议程的推进，世界多个国家的以中央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出了积极的关注。然而，中央银行的传统职责是维护物价及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似乎与气候变化不甚相关。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考虑现行气候政策？若考虑气候政策，货币政策本身是否存在改进空间？中央银行是否应在货币政策中显性引入气候相关目标？这些问题在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广泛讨论。

文章构建了一个纳入环境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Environmental-DSGE或E-DSGE）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与不同气候政策进行搭配的经济效果，并领先性地提出了“气候增强型货币政策”（climate-augmented monetary policy）的概念。

通过理论分析，文章发现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货币政策调控价格的效果会受气候政策类型和强度的影响。原因是不同的气候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不同。其中，在碳总量控制政策下，碳价的灵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受到外生冲击后产生的物价波动；但在碳税政策下，碳价这种抵消作用降低。同时，气候政策强度的不同对碳价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对物价的影响也不同。因此，货币政策应考虑现有气候政策的类型和强度。

第二，最优泰勒规则会受到气候政策的影响。考虑气候因素和气候政策后，传统泰勒规则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系数适当调整，可以更好地应对价格波动，并提高社会福利。

第三，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加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目标来构建“气候增强型货币政策”，并合理设定新目标的反应系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好地应对价格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然而，在某些特定外生冲击下，这种增强型的货币政策可能无法同时实现提高社会福利与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造成两难局面。因此，在缺乏更多研究支撑前，文章建议中央银行暂不将气候目标显性地纳入狭义的货币政策规则。

这篇文章不仅为各国中央银行开展涉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也为其合理、适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