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3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举办“区域金融与监管合作——中欧对话”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立足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逐渐减退的背景，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给出建议，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监管理念和监管办法，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张礼卿教授教授致开幕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做开场白并致开幕词。在介绍并欢迎了各位学者嘉宾之后，张教授谈到了最近的经济金融形式以及本次中欧论坛的意义及目的。回想2008年9月15日，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国际经济金融急剧恶化，金融风暴来袭。两年来，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慢慢退去。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今年二季度全球经济复苏速度明显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贸易失衡。我们想知道这些种种问题背后的最本质的根源，以及我们现在要再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在人们不断总结危机中的种种教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今天中欧论坛的重要议题，就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并且金融过度自由化导致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张教授相信，合作对话，积极改革，互惠互利是所有国家共同度过危机的最好办法。

    魏本华的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前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魏本华在会议上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他主要谈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问题，二是有关特别提款权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更改，应该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让更多的国家享有更多参与权，保障各成员国的利益，大家共同得到实惠。金融危机后我们反思，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大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支配权力不均衡，导致其功能失效。第一是“一票否决权”问题。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要通过某项重大决议，需要85%以上的赞成票。然而美国一家独大，拥有约为17%的份额，即使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了某个议案，美国也可以对其“一票否决”，这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大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其广大成员国谋取利益的原则，其他会员需要增加至少1%到2%；第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转移，应该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上届G20峰会，就有5%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本届峰会应该继续这样的势头。为此，美国向欧洲方面施压，要求欧洲向亚洲让出部分份额，遭到了欧洲国家的反对，我们对此事件也十分关注。
    其次是关于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也就是特别提款权的问题。长期以来，各新兴经济体都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衡，一方面是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需求旺盛，消费和储蓄失衡，大量的美元外流，为其他国家持有，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其中绝大部分为美元，消费少，储蓄多，受美元利率影响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减弱，惧怕美元通胀。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倡导推行新的世界货币用以储备，短时间内切实可行的方式是使用特别提款权。我非常同意周小川行长的观点。去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达到了2000亿元，如果用美元计价，则是3000亿美元，这看似庞大的数字如果跟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8万亿美元相比，还差距甚远。如果能够将特别提款权的总量增至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10%，也就是8000亿美元或10000亿美元，则特别提款权更能够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危机以及风险时的需求，因为通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是不需要使用特别提款权的。其次，一些国际间的商品可以用特别提款权进行标价，以保持价格的稳定，为此，特别提款权应该把世界上几种流通能力特别强的货币联系起来，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比如美元44%，欧元34%，英镑11%，日元11%，这样，各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可以从价格稳定的国际贸易中受益，规避一些汇率风险。特别的是，能否将部分特别提款权，比如说10000亿的特别提款权变成现金甚至是纸币呢？如此一来，更多的国家将可以享受到一种类似的“世界货币”的好处。

    河田正弘教授的演讲

    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所长河田正弘教授认为，G20会议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复苏并且使其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和东盟各国，由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到了55%，其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他们在G20峰会中的表现和态度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两极分化：美国和欧洲恢复缓慢且面临着长期的增长停滞的可能性，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正在强劲复苏。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有效的却又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来说，要制定对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有利的谨慎的退出政策；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要建立快速退出机制以避免通胀和资本价格泡沫，同时对大额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其次，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的需求不足需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扩大需求来抵消，使得美国缩小其财政赤字，减轻对其他国家的负债，增加储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汇率改革，改变投资储蓄观念，以减小经常项目盈余，实现世界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要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实行结构改革来实现。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次，G20峰会还应达成共识，避免出现贸易保护、投资保护的情况。各国应该进一步采取政策，消除贸易壁垒，加大劳动力、人才的流动范围，确保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谈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时，河田正弘教授认为有如下三个重要问题：
    首先，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制。G20峰会需要从根本上关注并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建立切实有效的区域、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监管体系。每个国家要先对本国的微观经济体加大监管，建立系统风险管理办法，对大公司进行监管的同时不可忽视对小的经济机构进行监管，因为危机通常始于小机构。此外，新兴市场国家更需要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监管，这两者不可偏废。
其次，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模式。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支配权和决策权的改革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式的变化来进行。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应该从传统的大经济体，比如欧洲国家，转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亚洲各新兴市场国家；第二，“一票否决权”不应该给予任何国家，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份额都不应该占到总份额的15%以上；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不应该仅局限于欧洲。
    再次，要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尽管国际货币体制在金融危机时显示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其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大量的国际游资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国际贸易的长期失衡以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都严重威胁了国际经济的稳定。解决的方法有二：第一，各国采取强有力的宏观经济增长政策，要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第二，为美元寻找替代品，比如特别提款权，就可以作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再以美元为唯一外汇储备，而同时储备其他各国货币，实现外汇储备多样化，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彼特•沃尔夫主任的讨论发言

    德国发展研究院全球经济与发展金融部主任彼特•沃尔在接下来的讨论议程里谈到了对G20峰会议题的展望。作为全球顶级的领导人会议，G20峰会尽管历史不长，对世界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G20峰会将面临如下几个重要议题：
1、与气候环保有关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问题；
2、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战略角色的转变；
3、如何促进国际贸易，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和失业；
4、如何使各国金融机构的运营更规范更透明，进一步消除资本不良运作以及贪污舞弊。


    罗伯特•埃尔森博士和尤里奇•瓦尔兹博士的讨论发言

    罗伯特•埃尔森和尤里奇•瓦尔兹两位博士在讨论会中分别对欧洲和东亚的金融监管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埃尔森博士认为，欧洲国家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针对欧洲的“小国大金融“以及欧元区货币统一，资本流动快速自由等特点，建立金融监管的“欧洲模式”。瓦尔兹博士则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东盟国家重要的投资方，也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在亚洲建立稳定共赢的经济金融模式，共同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中国也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防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和欧洲把部分进口需求转移到了亚洲其他国家而导致的需求不足，减缓经济增长。

    问答环节

    在问答环节中，有同学问到河田正弘亚洲发展银行的行长总是日本人这一事实的看法。河田正弘回答说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确实一直是日本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直都应该是日本人，而是可以对亚洲其他国家开放的，这样也有助于反映其他国家的意愿和需求，更好的促进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解决亚洲的经济金融问题也不是光靠亚洲发展银行，或者说亚洲发展银行的行长能够解决的，需要各个国家拿出积极正确的态度去解决，尤其是大国。比如韩国就退出了清迈协议，使得清迈协议没有发挥其预期效果。但韩国却饱受到了最严重的流动性短缺之苦。在他们需要短期流动性支持的时候，清迈协议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韩国却没有选择清迈协议。因此，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应该是亚洲国家共同度过金融寒冬、迎来金融复苏的最好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