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盛鸿校友，男，1944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教授。1963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1967年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县政府秘书、宣传干事、办公室副主任，新疆金融研究所编辑部主任；198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副行长、行长，党委书记，兼任新疆外汇管理局局长；198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副司长、司长；199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1996至2004年出任中国民生银行常务副行长，党委委员。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63级校友相识50周年聚会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金融631班魏盛鸿校友。10月12日下午，魏盛鸿校友和我们在近两小时的交流中聊起了他在中财的大学时光、他对教育体制改革的看法以及他挚爱的银行事业，与我们分享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感悟。

初见魏盛鸿校友是在金融631班的班级座谈会上。推开会议室的大门，一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长者倚在座椅上认真听着老同学们的发言。听明我们的来意，接过采访提纲，魏盛鸿校友随即起身，“走，我们找安静的地方，随意聊聊”。言语间思路清晰，坦率风趣，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下来，同时又为其沉稳从容的大家风范所折服。关于学业，事业，人生感悟，晚年生活，随着魏盛鸿校友的娓娓道来，一幅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

当我们问起魏盛鸿校友年轻时最难忘的事情时，他的回答不是大学生活的美好，也不是毕业后工作的辛苦，而是西北边疆生活的“浪漫”。他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被分配到北疆的博乐县，一待就是十八年。提及这段经历，他的形容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好浪漫哟”。这一段因时代大环境造就的人生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从他的笑容与轻快的话语中我们看不到一丝想象中的磨难痕迹，而是年轻人一般的欢快与真性情。

“不知道你们看过《牧马人》没有，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感觉自己很浪漫。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吃手抓肉，大口喝酒，一天潇洒极了”。那几年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好客的乡亲与悠然的环境给魏盛鸿校友心中埋下了一颗潇洒淡泊的种子，直到现在他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十分留恋，“如果不是后来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我就不想回来了”。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为了防止苏联从后方突袭，国家要求男人留下戍守边疆第一线，将妻儿疏散回内地家中。这段与妻儿骨肉的分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是真的生死离别啊，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就这样送走了”。

魏盛鸿校友在过去的50年里目睹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我国教育体制结构的转变。他始终认为教育是民族之本，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作者都应该给予教育足够的重视。他在综合自身学习经历以及教育司副司长的工作经验之后，谈到了当时与现在教育的不同之处与我国当前“出国热”现象。

在教育方式上，魏盛鸿校友坚持专业与综合两把抓的教育方式，这与他当初的学习经历有密切联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实际工作为导向，老师大都来自于银行系统，工作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大学学习生活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工商信贷与结算》和《生产队会计》，直到现在他与教授《工商信贷与结算》的俞天一老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由专业部门主管的高等学院大多已转型为综合大学，例如北京钢铁学院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展为中央财经大学。当然，这样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大部分学生走进了大学课堂，完成高等教育。但同时也削弱了学校原本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他认为这并不可取，教书育人应把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专业院校应交由专业部门主管，综合类大学发展方向由政府主导，两者的办学目的和需求有所区别。前者培养针对具体行业和岗位的专业性人才，后者的培养目标应是更具宏观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子女送出国门，在海外完成本科、研究生教育。对此魏盛鸿校友也有自己的看法：“全世界由70亿人民支撑起来，世界的发展是由70亿人民推动来发展的，这70亿人民分成了200多个国家，分成许许多多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发展阶段。作为中华儿女，首先要学好中华文化，把中国文化的基础打牢，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要变成了外黄里白的‘香蕉人’。”他对出国低龄化表示出很大程度的担忧，没有彻底地学习中华文明，就如同没有根的植物，飘零在外就容易找不到自己的归途。他主张“把世界科技的先进知识学回来”，用自己的刻苦努力带回国外先进的体制与技术，为祖国发展做贡献。

已经退休的魏盛鸿校友虽赋闲在家，却始终热衷于经济焦点的讨论。他对于银行业与中小企业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近段互联网金融成为谈话的焦点，但他却直接表示并不看好“阿里金融”的发展前景，也不认为这个计划会对传统银行业造成冲击。原因有三：其一，银行基础业务离不开“存、放、汇”三项，而“阿里金融”中的余额宝业务看似通过吸收网上的部分沉淀资金，解决了存款问题，但是由于这部分资金事实上分别存放于各家商业银行，所以实质上并不存在吸收存款的业务；其二，从放款资金量的角度来说，“阿里金融”主导的互联网金融信贷资金量与传统银行业的信贷投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谈不上冲击传统银行业；其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与监管问题目前相对空白，虚拟网络的监管问题，诸如信用风险、技术风险等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因而自身的发展也会因此受到限制。

谈到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时，魏盛鸿校友颇有感慨：“这其实是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足”。他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最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中小企业的产品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打乒乓球要找红双喜，吃臭豆腐要找王致和，这都是中小企业，跟老百姓越贴近的越是中小企业”。其次，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最有效渠道。虽然相对于大型企业其税收贡献并不高，但却解决了国内90%以上的就业问题，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不应以企业大小而论，应重视它们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只有中小企业得到充分发展，满足老百姓生活供应，才能使物价不上涨，市场上商品才会很丰富，老百姓才能感到满足，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自1967年毕业后，近40年里魏盛鸿校友先后在十多个工作岗位任职。无论是基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还是领导层面的统筹决策，他始终勤勉做事，低调为人。他让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工作，点点滴滴的收获和积累都是工作中的宝贵财富。

1983-1996年，他从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行长到中国民生银行常务副行长，13年中孜孜不倦、踏实肯干，在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三个“第一”：第一届中央银行的省分行行长，第一部《银行法》得以颁布，第一家非公有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筹建。

1983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作为人民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第一位硕士研究生，38岁的魏盛鸿校友被直接提拔为省分行行长，成为了第一届中央银行省分行行长，同时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对于这段经历，他谦虚地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时代的机遇，“正好赶上了国家需要，胡耀邦同志提出了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四个条件我都符合”，只字不提自己在工作之余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尤其是为了考取研究生七天攻克高数的事情。后来在出任人民银行法条司司长期间，他将重心放在了完善我国的银行法律体系上，其带领央行相继出台了《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票据法》，为规范我国金融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民生银行组建过程中，他作为中国民生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以及后来的民生银行副行长，经历了银行资本金的艰难筹措和初创时期的步履蹒跚，并成功地将民生银行送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个任务。

在谈到年青一代在工作中最重要的品质时，魏盛鸿校友提到了三个词语：事业心，平常心，恒心。他认为对一个青年人来讲事业心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工作初期就必须抱有雄心壮志，认为自己必须要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成就，而是对工作拥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愿意为之付出，乐在其中。“我就是喜欢银行这个工作，你让我改行都不行”，他这样形容自己对工作的热爱，只有真正地喜欢一份工作才能将其做好。其次他强调的是一份平常心，在身居高位时这一条尤为重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有了这样的体悟，“一定要感到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他谈到恒心，这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持不懈，直至成功。这几个看似普通平淡的词语，但当它们由目睹我国金融立法发展、亲历民生银行初创、推动民生银行迅速发展的魏盛鸿校友说出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魏盛鸿校友笑称“说简单也简单，一辈子就两个单位，人民银行和民生银行；说不简单也不简单，新疆工作十八年，人民银行换了三个司，筹建了民生银行。”他顿了顿，然后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简单如他，在淡然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坚韧与正直的品质。

自2004年从民生银行退休后，魏盛鸿校友先后担任了八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又在清华、北大、人大以及母校中财等学校担任兼职教授，继续为他关注的民营企业与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现在干什么呢，含饴弄孙”，说到这句话时，魏盛鸿校友的笑容格外灿烂，“我是一个子女多的人，五个外孙都要养都得管都得教”。褪去了银行大家的光环，魏盛鸿校友安详和蔼的神情让人不由得心生祝福，祝福这位年近古稀的老校友健康长寿，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