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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彭俞超】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

[发布日期]:2020-06-09  [浏览次数]: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教授、彭俞超副教授与金融学院博士生马思超合作的论文《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发表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基于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概念辨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广泛的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与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采用200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将提高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将下降1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民营经济更多的地区更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或农业GDP占比更高的地区更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地区的条件差异而因地施策,从而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一、研究背景

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的概念,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此后,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都积极致力于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尽管中国金融发展总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在经济运行中,仍有一些中小企业和贫困地区的居民无法享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国内外较多研究都指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少有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辨析,也鲜有学者比较中国语境下的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组织所界定的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概念异同,因此未能构建出体现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导致现有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

二、研究发现

本文利用新构建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普惠金融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更明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提高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下降10%。分维度的回归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广泛的包容性和特定化配比程度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民营经济更多的地区更显著,对城乡收入的缓解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或农业GDP占比更高的地区更强,验证了信息渠道和资源配置渠道。考虑多种模型设定、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不同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详细辨析了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概念差异,并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现有指标体系大多借鉴和参考国外研究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更多地侧重于对金融密度和金融可得性的度量。中国语境下的普惠金融发展更加强调对受金融排斥的企业或人群提供倾斜性的金融服务,并重视商业可持续原则。因而本文从广泛的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和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十三项内容、共二十个指标,刻画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内涵。第二,揭示了普惠金融发展不同维度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包含三个维度。现有文献主要强调金融可得性(即广泛的包容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特定化配比程度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均有积极影响,而商业可持续性的作用不明显。第三,基于新的指标体系评估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本文发现,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都是有积极影响的,但应当注意区域平衡和制度条件,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

三、研究启示

以包容的理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改善分配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应当注意区域平衡和制度条件。

第一,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应当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注重对外贸易,在“一带一路”中把握机遇,增加投资机会,鼓励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第二,对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应当着力优化农村经营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这样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活力,有助于加强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提高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第三,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应当借助普惠金融政策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将城市的资源和技术带到农村经济中,发挥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总之,有序地、有倾向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推进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同时注意改善制度条件,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平衡增长和改善收入差距,兼顾效率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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