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院长李建军教授与博士生李俊成合作撰写的论文“全球化真的损害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了吗？——来自全球化收益分配及其决定因素的证据”发表在《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今世界发展给出了精准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是对近年来欧美“逆全球化”力量急剧上升、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深度分析后得出的判断。无论是美洲，还是欧洲，全球化都面临着走回头路的巨大压力。在美国，偏好封闭、孤立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鲜明的“逆全球化”主张让世界各国颇感担忧；在英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而上台；一些发达国家再次转向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突出。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交锋之下，持续了多年的全球化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乎未来人类社会的福祉，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此背景下，该文提出了测度全球化收益与检验收益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思路，旨在分析欧美逆全球化的深层原因以及其战略价值。该文通过构建全球化收益指数（GII），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1991-2015年的全球化收益情况，并基于经济、军事、政治视角研究了影响全球化收益的关键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从全球化收益整体变动情况来看，在过去的25年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正向收益。这意味着全球化并不是“零和博弈”，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且全球化收益与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0年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对全球化整体收益产生了巨大负向冲击，但即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全球化依旧为世界经济带去了正向收益。201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收益已企稳，并呈现上升势头。（2）从世界主要国家全球化收益情况来看，在过去的25年间，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几个国家分别是荷兰、瑞士、韩国、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法国。毫无疑问，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最大的收益方。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塑造为“最大得益方”、“搭便车者”的说法并不真实，也不客观，“发达国家受害论”这一命题并不成立。（3）从全球化收益的决定因素来看，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性的贸易、投资活动可以显著提高其获得的全球化收益。此外，诸如国内市场状况、要素条件、军费支出、武装力量、腐败治理、政府效率、政治稳定都将对一国的全球化收益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过度的海外军事扩张损害了美国对全球化收益的获取。

该文研究为中国推进全球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全球化不是各国间的“零和博弈”，“共赢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正向收益，毫无疑问可以提高全体民众的福祉水平，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动力。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试图走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道路的做法是错误的，是有损于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中国应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做全球化进程坚定的参与者，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在与全球的往来合作中，努力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其次，中国在拥抱全球化与跻身全球市场过程中受益显著，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良好的市场和要素条件、与邻友好的外交主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发展作为国家首要任务，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不断开放市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从而取得了全球化“红利”的长足进步。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中国应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做全球化进程的协调者。最后，在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呼声频频的当前，中国应接过新一轮全球化的“接力棒”，以自身的能量带动其他国家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中国近年来出台的“一带一路”倡议，牵头和参与建设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将通过提供全球公共品，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让所有国家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和收益。